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因此历史人物研究便自然成为历史研究的 13页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因此历史人物研究便自然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之一。在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中，数量最大、突破也最大的当数历史人物研究。全面评述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成就，断非笔者所能胜任，本文拟在尽力照顾各个方面的同时，仅就个人能力所及，有所选择地略加评述，挂一漏万，势所难免。如同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一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在过去50年间一百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变动而发展，大体说来可分为1949年至1976年、1977年至1989年、1990年至1999年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一、价值体系的重建与实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学的其他领域一样，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支配地位，建立了新的价值评估体系。在此价值体系下，旧史学盛行的以帝王将相为上体的英雄史观遭到否定和摒弃，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首先，代表社会历史前进方向的人民群众的活动和作用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如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以及东南沿海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变”、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工农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支前运动等等，都成了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对象，一部中国近代史已不再是单纯统治阶级的历史。　　其次，推翻了旧史学强加在农民起义领袖，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乃至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头上的所谓“贼寇”、“匪首”之类的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了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他们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压迫的光辉业绩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他们为挽救民族危亡和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献身精神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赞扬，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了。　　然而由于人们刚刚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形而上学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在所难免。许多研究者虽然在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但似乎依然重复着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进行的工作，所要论证的依然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于那些统治阶级中的历史人物，持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没有及时转变到研究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经验教训方面来。这从当时一些主要成果的研究范围和重点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1949―1965年间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那些“正面”的历史人物，如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太平大国运动中的洪秀全、洪仁？，戊戌维新运动中的维新派，辛亥革命中的革命派，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等等，而对于历史上的那些“反面”人物，诸如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道光帝、西太后、光绪帝以及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蒋介石，以及那些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历史人物，除了一些批判性的、宣传性的小册子外，相对说来缺少具有学术理性的研究著作。据不完全的统计，1949―1965年间撰写的林则徐以及与林则徐相关的传记性著作有12种，而同时期关于曾国藩的只有一种，还是范文澜在1949年之前写作，1951年修订重印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1)由此可以概见此时期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趋势与倾向之一斑。　　1949 年之后的中国史学界对历代农民起义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主要人物尤其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等更是歌颂的主要对象。相对于太平大国、辛亥革命的历史人物来说，洋务运动的历史人物研究在50―60年代是比较寂寞的，因为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洋务运动基本持否定的态度。洋务派实业家和思想家在1949年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很少有人专门从事研究，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65年间发表关于马建忠的论文3篇，王韬的4篇，冯桂芬的14篇，陈炽的l篇，郑观应的9篇，而同时叫关于石达开的有25篇，秋瑾的43篇，关于洪秀全、李秀成、孙中山等人的研究论文则都在数百篇。(2)由此可见当时的研究重点之所在。关于清政府的历史人物尤其是曾国藩的研究不仅成果甚少，而且结论也欠公允。曾国藩的研究以范义澜的成果最为著名，但他简单地将曾国藩界定为单一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明显具有借古讽今，影射蒋介石集团对内独裁专制，对外投降卖国的意思，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著，不如说是一篇政治宣言。从学术的立场观察，这篇文章的某些结论也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比如著者反复强调曾国藩服务于清廷，断定他是“出卖民族的汉奸”，这种观点已远远超出时代要求的范围，具有苛求古人的倾向。范文澜说：“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3)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成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变成一部满汉斗争史。　　这时期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实际成果虽说不算太多，但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探讨却有很大的进展。广大史学工作者甚至包括那些久已成名的史学家都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总原则。但是对于评价历史人物是否还需要有一些具体的共同标准，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必先设定一些固定的限制或者硬拟定出一个适用于万世不变的公式性的标准。任何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都是异常复杂的，想以一个固定的公式来加以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不能允许的，事实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4)这种观点虽然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显然不期望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教条来运用。　　也有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有统一的、固定的共同标准，而不能随着政治需要而随意变换标准。表扬或批评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些历史人物的某些方面，这和当前的政治任务是相关的，但是各个历史人物所应得的评价决不会随着政治任务的变化而变化。那种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没有什么客观标准，说好说坏只是由于某种政治需要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5)　　与当时政治生活中一以阶级分析作为万能工具相对应，学术界在讨论怎样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自然要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受到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与规定。因此，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该而且必须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　　有的学者认为，判断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出身、家庭无疑是应该着重考察的一个方面，但不是主要的或者说决定一切的方面。阶级分析不是唯成份论，不能以阶级成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否则，便极容易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历史人物，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有过积极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差不多都属于剥削阶级。(6) 　　就理论而言，人们都承认历史人物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在研究中究竟如何看待和分析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只有把历史人物的活动放到全部历史发展的进程里考察，不仅跟前代比，也要跟后代比，才能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判断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一般是指历史人物提供了前辈们所没有提供的东西；而分析其局限性，则一般是指历史人物没有做到他们的后辈所能够做到的事情。指出某些历史人物的活动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东西，实际上是已经站在较高的境界来评价那些前辈的活动的不足和局限性。因此，评价这些历史人物的局限和不足，又必须和他们的后辈所提供的新的东西进行比较，否则便很难看明白他们的贡献和不足。　　在怎样处理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与他们个人的道德品质、政治操守以及私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出发，而不应该从私生活方面出发，也就是应以政治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尺度。个人生活、作风等问题虽然对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次要的、个别的，不是评价他们历史功绩的唯一标准。还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当然应该以他们的政治实践为价值尺度，但是这并不排斥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个性的估计。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个性是从属性的东西，必须结合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阶级性来进行考察。当然也应该注意回避中国传统道德观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消极影响。(7)　　“文革”前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际评价，都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只是到了“文革”十年，才完全走上了以政治为中心，与学术全然无关的歧途。　　二、从拨乱反正到初步繁荣　　1976年“文革”结束后，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学者们突破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的束缚，开始纠正形而上学和教条化、简单化的偏向，力求用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研究历史人物，学术空气日趋活跃，研究工作不断有新的进展、成果也开始增多。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问题，是历史人物研究的指南。因此，史学界在批判“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同时，迅即在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问题上再次展开争鸣。　　鉴于“文革”的教训，史学界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进行了反思，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属性的分析是完全必要的，但以往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时往往存在着形而上学的倾向，更多地是用贴阶级标签的简单办法代替具体而深入的阶级分析，其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一是把历史人物的阶级性与历史性的分析对立起来，实际上形成了“以瑜掩瑕”或“以瑕掩瑜”的现象，从而把历史人物的评价推向两个极端；二是把阶级分析简单化，这主要表现为忽视对中间阶层、集团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的史学方法与史学思想不断传入中国，在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有的研究者主张在研究历史人物时，不仅要注意分析他们成长的时代和各种政治条件，研究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所做的大事，而且还应当注意运用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是有意义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诸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的理论等等，来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个人性格、威信、心理、个人素质等等。因为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物的个人性格这一个别原因往往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个人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局部地改变历史发展的面目。(8)有的研究者提出，应当具体地剖析历史人物个人生活特点和品质对历史进程所发生的影响。这是因为，历史人物的思想、观点可以对历史进程发生重大的作用；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能力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一个因素；他们的威望在历史进程中也会起到某些微妙的作用；甚至历史人物的年龄变化、心理特征，以及其他诸如疾病等因素也都可能成为改变历史某个面貌的某些因素。(9)有的研究者说得更明白，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阶级性，更重要的还要看个人素质。一个人的个人素质，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教养、传统道德观念和知识文化素质等等。(10)　　有的学者提出研究历史人物应当重视历史人物发展成长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不是笼统地谈论历史人物有几分好、几分坏，而应就历史人物一生大节，根据其历史活动的不同性质，分为不同阶段，结合该人所处的历史大势及具体时间、地点、条件等，逐段去评论其功过是非。(11)每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多么伟大，其思想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都应该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历史人物，就应当把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一些，才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实际。(12)　　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的中国历史学界，在谈到历史的动力问题时，基本上都遵循斯大林的说法，以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到了80年代初期，黎澍对这种传统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这种观点现在看来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提的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显然认为所有的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且每次强调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历史”。在黎澍看来，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由，无非是说“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另一个理由是“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根据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源泉。黎澍认为，前一说不确切，后一说依然根据不足，逻辑也成问题。这样论证实际是把源泉看作创造，代替精神财富的创造。从而否定了一切高级的科学文化艺术作品的真正创造者――科学家、思想家、文艺家的贡献。　　在黎澍看来，如果一般地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似乎所有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当主角，显然与事实不符。研究政治史、军事史、教育史、艺术史、宗教史等，是不能离开帝王将相和剥削阶级的上层历史人物的活动的。他们高明的或愚蠢的决策，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行动，推动或者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等等，在不同的领域内，下同的历史人物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所以不能说所有历史全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事实上，在历史上劳动群众是作为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者而活动的，他们总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只有大规模反抗残暴统治的斗争高涨的时候，劳动群众才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黎澍的这种看法显然有助于对历史上统治阶级中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的公正性。　　由于逐步克服了以阶级斗争作为研究历史人物的唯一主线的缺陷。新时期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如关于太平天国领导人物的研究，人们已不再用僵化的理论一味地颂扬，而是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肯定太平天国革命性的同时，也看到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对于1856年发生的“天京事变”，人们不再把它归之于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是钻进农民起义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韦昌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或者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从社会经济基础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方面来加以分析，阐明了由于太平天国政权的逐渐封建化和伴随着这种封建化而来的思想蜕化，导致了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内讧。对于石达开、李秀成，也不再简单地扣上叛徒的帽子了事，而是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分析。 　　“文革”之后十几年间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主要特色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许多过去不被人们注意和研究的历史人物，在这十几年内都开始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如对鸦片战争前后历史人物的研究，过去几乎一直局限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少数人，而在这十几年间，研究者的视野已开始注意到姚莹、道光皇帝、琦善等人的活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的历史人物评价在这些年也开始有所变化，对刘永福、刘铭传、刘步蟾、丁汝昌等人开始出现颇有新意的研究。至8O年代中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乃至林纾、辜鸿铭、梁漱溟、熊十力、周作人等，都有专人从事研究，并逐步得出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许多学者提出要在承认他确有“误国”之处的同时，充分肯定他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贡献。(13)对其他洋务派历史人物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并且都承认和肯定了他们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所做的贡献，比较有影响的有夏东元的《盛宣怀传》、《郑观应传》，汪敬虞的《唐廷枢研究》等等。　　对于胡适，学者们在充分估计他思想与贡献之不足的同时，更注意到他对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贡献。先后出版的几部胡适传记，尤其是耿云志的胡适研究成果，基本上将胡适在现代中国的实际地位勾勒出来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胡适在开辟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伟大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在探寻中国古代文明的来龙去脉、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对普及和提高中国现代学术水平的过程中，实在贡献多多，不愧为“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一代巨匠。当然，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先天性的弱点，即软弱性和妥协性。他在政治上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在反帝反封建的根本政治问题上，总是采取温和的态度，他一生我行我素，不赶时髦，甘当不识时务的落伍者。他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最遭物议，也最使人失望。他那种不分是非的和平主义思想，越到后来，越远离人民大众，终于从杜威走向蒋介石，最终被革命洪流所淹没。这是胡适一生中的悲剧。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胡适在政治思想方面一无是处。他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主张思想自由和教育救国，反映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胡适难能可贵的世界眼光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与胡适的情况相类似，早在20年代即已享有盛名的梁漱溟，也在80年代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不仅他的那些观点独特的著作得以出版或重印，而且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在80年代后期开始问世。学者们比较研究了梁漱溟与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的看法，并由此重新估价了梁漱溟30年代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梁漱溟与毛泽东是两位观点迥异的人，但他们义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敏锐地洞察到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解放和改造农民才能解放和改造旧中国。但是在如何解放和改造农民这一问题上，这两位同龄人却分道扬镳了。毛泽东主张用革命的、暴力的、剥夺的、阶级对抗的方式；而梁漱溟则主张用和平的、建设的、改良的、教育的方式。梁漱溟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根本上讲也只是一种文化改造、改良运动，因此它在阶级对抗的旧中国的失败命运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于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历史人物，学者们普遍认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虽然没有提出推翻清政府，但他们反对卖国投降，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要革腐朽的卖国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命。他们倡导和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尚未完全成熟之前所参与的一次大规模的改良运动，是近代中国不成熟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步尝试。维新与守旧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维新的目标就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维新运动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是辛亥革命的一次预演，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主义的性质，是近代中国一次规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使整个社会的风气为之一变，而且为此后的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20世纪中国的真正起点正是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14)　　至于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人物，除了孙中山的研究继续取得进步外，其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宋教仁为推翻清朝的黑暗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然而长时期以来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这是极不公允的。事实上，当1912年孙中山、黄兴先后交出政权、军权，从事实业救国，袁世凯在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大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企图恢复封建专制之时，宋教仁积极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希望在议会中以第一大党的实力组成责任内阁来削弱袁世凯的权力，防止个人独裁，进而将权力夺回到资产阶级手中来。他的这一活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无疑是进步的。至于他在国民党政纲中放弃民生主义以及拉拢一批官僚政客入党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放弃原则的妥协表现，较之同盟会来说是一种倒退。　　对于中共党史上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李大钊、邓中夏、方志敏、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研究得也比较充分，许多年谱、专著、传记的出版，使一些原先比较模糊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尤其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写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年谱、传记，利用了大量不为一般著者所得寓目的档案资料，不仅丰富了中共党史的研究，也为历史人物研究开辟了新的资料来源。　　80年代，史学界对许多先前蒙受冤屈的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甚至是领袖人物，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像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李立三、项英、叶挺、彭德怀等，经过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历史的真相。　　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多年来禁区特多。80年代，学者们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地为陈独秀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诸如大革命失败的问题，改变了过去把一切责任归于陈独秀主义的观点，指出陈独秀的错误有相当多的内容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陈独秀只是这种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在陈独秀托派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应该把陈独秀转向托派之后与中共党内的分歧视为革命阵营内部在如何推翻国民党统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不应该定为“反革命”的性质。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立场。他还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反共拉拢，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对于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许多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以为他之所以在晚年抛弃斯大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是因为他已经理智地认识到这种模式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15)对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大口号，更是受到学者们的高度推崇。　　对于瞿秋白，丁守和的《瞿秋白思想研究》从各个方面系统研究了瞿秋白的贡献，指出瞿秋白最早论述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最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宇宙观和方法论” ，并强调它的实践性；最早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又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最早重视农民问题；最早重视武装斗争和创造革命军队；最早提出发动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最早支持毛泽东发动农民运动。如果说丁著的重点在于剖析瞿秋白的思想贡献，而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及他的一些研究瞿秋白的单篇论文则更多地从辨诬的层面揭示瞿秋白文人从政的内在苦闷与心曲。尤其是他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分析，不仅在学术上为瞿秋白的这篇有争议的文献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为中央专案组重评瞿秋白提供了学术基础。　　近代中国是近代世界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差不多都能找到国际背景，因此如何评估近代以来那些来华的外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除了个别历史人物外，几乎均予以否定。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近代以来的来华外国人也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重新评估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对于他们的历史地位给予恰如其分的估计。像李提摩太、古德诺、端纳、马歇尔、史迪威、赫尔利、司徒雷登等，都有不少论文或专著论述他们的生平与活动。　　共产国际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共产国际有关，即便是国民党的发展也与共产国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80年代以来，鲍罗廷、维经斯基、马林等也都有人进行研究。　　中国革命得到国际社会一切具有正义感的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对于这些友好人士，如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路易·艾黎等，8O年代以来也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研究他们的学术机构和团体。　　此外，对于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历史人物，如王明、张国焘、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研究也在80年代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说“好”一切都好，说“坏”一切都坏的形而上学倾向，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　　比如王明，由于过去过分强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王明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似乎终其一生也没有给党和人民做过一件好事。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可以说是在对王明的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或者说突破。学者们根据充分的史料认为，王明在抗战时期确有右倾错误，但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起草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指示信，对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以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及长江局的工作，学者们认为也应该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研究，肯定他对南方党和新四军的工作也都提出过有益的建议。至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许多学者认为只是认识问题，上升不到“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问题，因为他是主张积极抗日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也是深厚的。(16)　　对于林彪，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用倒算账的办法将其历史一笔抹煞，要坚持两点论，一是肯定他在“文革”中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二是不能因为第一点而随意贬斥他以前所做过的事情。应该充分承认林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员战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确实做过许多贡献。　　至于国民党方面的一些领袖人物，在80年代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首先是蒋介石家族的人物传记的出版呈现活跃之势。这些著作对蒋介石一生的历史作了较为全面、完整的叙述，并把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置于近代中国诸多国内外矛盾冲突的大背景下，历史地客观地考察其言行，评价也相对说来比较公允。 　　关于国民党人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本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题目，但是多年来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事实上，当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人是这一时期宣传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他们为中国人民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个伟大的学说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材料。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如胡汉民、戴季陶、李烈钧、龙云、陈英士、林云陔、朱执信、商震、宋哲元、张治中等，是当时中国思想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十分活跃的人物。他们主编的《建设》、《星期评论》、《觉悟》等都是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但是一些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论著则对此或几笔带过，或极力贬低，或干脆避而不谈。80年代，有多篇论文或专著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从而使国民党人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的关系得到澄清。　　对于历史上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比较友好或对中华民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国民党左派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80年代的研究也比较充分。像于右任、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李宗仁、邓演达、蔡元培、陈友仁、彭泽民等，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等，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实业界人士如黄炎培、晏阳初、阎宝航等，都有不少传记出版。　　即便是那些对中共不太友好的国民党人，如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胡宗南、陈布雷，甚至一些帮会中的人物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也都有不少论文或传记论述他们在近代历史上的活动情形及应有的地位。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1979―1989年的研究，已经远远突破先前只研究一些主要的正面历史人物，而将许多次要或反面的历史人物弃而不理的倾向，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关注的历史人物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过去没有或很少研究的历史人物，如曾国藩、郭嵩焘、王国维、刘师培、黄侃等，都开始为研究者所重视。对于历史上因反对过鲁迅或其他进步人士而被一度误解或委屈的文化历史人物，80年代中国史学界也做过不少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像林语堂因曾与鲁迅论战过，多年来得不到公正的评价，80年代开始有文章表彰他不仅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而且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至于曾经与陈独秀等《新青年》派进行过激烈论争的杜亚泉，在过去几十年更是被一概否定，几乎非专业的近代史工作者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杜的情况。80年代开始有学者郑重介绍杜亚泉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公平地分析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为杜之所以在文化问题上沦为一个落伍者，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时候，光讲科学知识，未讲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未讲科学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未讲科学的思想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造成他与陈独秀等《新青年》派的分野。　　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向为学者所重视。在1977―1989年的十多年间，在综合性的传记方面有所突破，学者们利用集体的力量，编辑了一些有价值的综合传记。如《清代人物传稿》、《民国人物传》、《民国高级将领列传》、《黄埔军校名人传略》、《中共党史人物传》、《革命烈士传》以及各种名人录、历史人物大辞典等等，应该说各有不同的参考价值。 　　在个案的历史人物传方面，这十年的成果也很值得重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现象是人们开始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来尝试写作传记。这些传记作品大都能够注意将传主的思想与实践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摆脱了以往评论历史人物的简单模式，而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多角度多层次剖析历史人物，刻意追求公正，力求忠实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即使是对那些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学者们也更愿意坚持具体分析，尽量肯定其值得肯定的方面。对于那些有着重大争议的历史人物和问题，学术界也适时展开了有益的讨论和争鸣。如对蔡锷的功过、宋教仁对民国初年政治的影响、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及其功过、虞洽卿的阶级属性等问题，都曾引起不少学者的讨论。　　三、繁荣中的问题　　90年代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面较80年代更加广泛，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许多过去不曾被学者关注的历史人物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历史人物传记的出版也远比过去丰富多彩。在80年代中国近代史领域，现代化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到了90年代便开始出现一些从“现代化”的立场上重估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论文和专著。　　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重观近代中国的历史，许多问题似乎都值得提出来重新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在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方面，自80年代中期以来，分歧越来越大。　　关于近代早期的历史人物，争议最大的莫过于鸦片战争中的历史人物。诸如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究竟是不是林则徐促使道光皇帝下令严禁鸦片贸易？琦善是不是卖国贼？他有没有陷害过林则徐？关天培之死与虎门战败是不是琦善的过错？尤其是在关于林则徐的评价问题上，研究者们更是莫衷一是。　　作为近代早期的历史人物，林则徐身上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他一方面主张对外抵抗，反对侵略，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蒋廷黻早在30年代就指责过的那样，林则徐“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17)。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贯沿用的坏人当道、好人遭厄的“忠奸模式”不能解释鸦片战争的必然失败，否则“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18)　　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在于，中国总是被侵略，因此从道义上看，中国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而西方列强总是非正义的侵略者。晚清以来的官绅阶层和20世纪的一些知识分子，便往往以此为理由把肯定西方和检讨本国弱点或错误的言论视为大逆不道。出现这种思想的背景主要在于，评价者忘记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任务，除了反对侵略，争取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外，还有一个如何使中国尽快走向现代化的任务。而中国如欲走向现代化，就要学习外来的先进文化，就要反对本国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正是从这个立场上，总是先走一步地看到这一点，总是在反对西方侵略的同时，也充分肯定西方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对本国的文化传统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攻击与渴望总是正确的，但又总是不合时宜的，因而在其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总是要受到人们这样那样的非议。正是从这种观点来观察，这些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被诬为“汉奸”、“买办”、“卖国贼”等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近代国人太容易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　　与指责这些传统的正面历史人物相呼应，过去被视为反面的一些近代中国历史人物开始重新走红。80年代中期，冯友兰在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哲学的历史时，最先提出对曾国藩及太平天国进行重新研究，至长篇小说《曾国藩》的出版，人们对曾国藩及太平天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圣人，原来被歌颂的农民领袖，则成了腐败、无耻的化身。 　　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研究相比，90年代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比较倾向于稳健的改良，而批评维新派某些过于激进的主张，试图从各个角度论证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人全面追求现代化的最初尝试，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先导，加速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进程，成为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的真正开端，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甚至可以说戊戌维新是一场政治体制的革命，是中国从传统中华秩序向近代国民国家体制转变的最初尝试。(19)　　鉴于对戊戌维新运动总体评价的变动，学术界在对戊戌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方面也有不少新意，研究面也较往日有很大的拓宽。除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入外，对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其他维新派人士、帝党、后党、洋务派、顽固派如翁同？、张荫桓、张之洞、黄遵宪、张元济、刘光第、张謇等人的研究都有一些新进展，基本上肯定他们在维新变法期间的贡献和作用。　　在对康有为的评价上，9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不再泛泛地谈论康有为的贡献与局限，而是着力于探讨康有为思想主张的细节，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分离行政和议政机构，设立总揽变法的议政机构制度局或懋勤殿，试图对封建制度和政体进行初步的实质性的改革，从而使戊戌维新成为有别于洋务运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对于原来研究所认定的康有为落后保守的一面，如利用孔子鼓吹变法、尊君权抑民权、主张以孔教为国教等等，都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大多也能自圆其说。　　至于梁启超的研究，90年代以来出版了几本梁启超的传记，这些传记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过去对梁启超的批评，更多地肯定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严复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其晚年则比较多地留恋中国传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赞成帝制复辟。如何评价严复的这些变化与思想，几十年来一直困惑着中国学术界。90年代以来连续举办过几届严复学术讨论会，对于推动严复研究有个小的帮助。大多数学者都充分注意和肯定严复在传播西学，认识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方面的贡献。但在解读严复思想的内涵方面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倾向，一是宣扬新权威的一些非史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将严复崇拜为中的近代权威主义的先驱，而另外一些信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视严复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山者，甚至有学者认为严复对自由主义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在思想倾向上更接近新自由主义而远离古典自由本义。在对严复晚年思想与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的评估上，学者之间的分歧一直比较大，有的认为严复晚年实际上已经边缘化，对思想、政治的影响力已经不大，有的认为严复的思想并不存在前后期的明显分野，只是前后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至于谭嗣同，一直没有人否认他是近代中国冲破封建罗网的闯将和积极推行变法维新的勇士，他的仁学思想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正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构成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青年文化精英，他们对传统主流文化的挑战，不仅对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而且对此后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的第二、三代青年文化精英都具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到了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指责谭嗣同是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先驱，直接开启了近代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激进主义政治思潮的先河，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发展、变化到很大的负面作用。　　90 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在对于戊戌时期的后党及顽固派的研究上，有些学者更多地肯定他们思想、行为的积极方面，设身处地地评估他们所以反对某些维新措施的背景和原因。有的研究者认为，作为当时中国的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西太后如果不是真诚地支持变法维新，就不可能有1898年的变法运动，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冲突说到底并不是政策层面的冲突，而是政治主导权的冲突。对于端方、袁世凯等人在戊戌维新期间的表现，有的研究者也作了重新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有的研究者认为，袁世凯曾是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在变法关键时刻之所以背叛维新派有着许多复杂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与维新派在政策层面发生分歧，他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认识到如果按照维新派的主张行事，给中国带来的只是混乱而不是发展。但是，由于他与康有为在戊戌期间的密切交往，直接影响着戊戌维新的政治格局，是维新成败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袁世凯是否告密以及背叛维新派的问题，90年代以来的研究取向是日趋否定，有的学者对照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以为仅就此事而言，袁世凯的记载“更真实可靠”，据此可解开这个历史之谜。有的研究者证明八月初三日杨崇伊上请训政密折后，西太后即已决定回宫。因此，戊戌政变之发生，并不始于袁世凯的告密。　　至于端方，传统的观点一般是把他划为后党，但新的说法则认为端方属于帝党，他曾积极支持参与变法，但又与维新派没有密切联系，政变后未受到重惩反而得以重用，是因为他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庇护，并通过进呈《劝善歌》而讨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对于中共党史人物，90年代比较严肃的研究成果依然很多，但由于某种原因，关于毛泽东及其他领袖人物的研究也多少出现一些反复，甚至有一味歌颂和神化的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热”的兴起。这次毛泽东热虽然在研究层面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复，但在社会生活层面却表现得相当明显。　　至于陈独秀的研究，一直是吸引众多学者的题目之一。学者们不仅充分肯定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的积极贡献，而且对他晚年的若干错误，特别是他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投降主义问题、“托派”问题及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与辨析。(20)　　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思考的时代，那么到了90年代，确实如某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已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时代，学术界的时尚已不再以谈论思想的新奇为高，而以论“学术功底”为尚。这一学术转轨在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方面也有所体现，此前学术界津津乐道的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思想家类型的历史人物，已被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傅斯年。吴宓、钱锺书等“国学大师”所取代。于是乎连严复、蔡元培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度极为反感而倾慕西学的思想先驱，也不幸而成为“国学大师”。　　与这些“国学大师”的情况不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起过巨大的启蒙作用，其思想转变和成员分化也在20世纪中国政治斗争中起过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益腐败和不得人心，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向激进主义方向转变。如何看待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不存在问题，人们几乎一致认定这种转变的进步意义。现在也有学者对这种转变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转变是一种非理性的盲目的浪漫主义激情，因为当他们躲进小楼从事象牙塔里的学问时，他们是清醒的，是理性的，但是当他们走出小楼，投身政治的时候，那理性似乎就消失了，代之以一种喷薄而出的激情，其选择的失误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是高踞于象牙之塔的超然的、无感情色彩的“智者”，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介入现实的政治，因为他们一旦放弃自己的专业而从事现实的政治斗争，他们便自然失去“智者”的尊严和高明，而沦为芸芸众生般的平庸。“自由主义的理论是一种普世性的分析，通常是从‘普通的人性’或‘一般的文明发展’来分析问题，但新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却要在这普遍的人性或文明的进化中，发现权力的统治关系，找到谁是压迫者或被压迫者。”(21)　　如果说赞扬文化保守主义还只是一个比较纯正的学术问题的话，那么最近若干年里出现的对周作人、汪精卫等人的研究动向，则似应看作研究过程中的一种逆流。　　应该说，在短短的20年间，周作人研究确实有了长足的进展，除了资料的建设外，更有不少有价值的专著，对周作人的社会思想、文艺理论、创作成就、翻译成就等等的研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与成就。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声音，甚至有些著作不惜曲解事实，为周作人进行根本不必要的翻案。其主要问题有：　　第一，抬周贬鲁，评价失衡，甚至不惜拿鲁迅充当“祭旗的牺牲”。有的研究者认为，周作人的散文闲适、淡雅，没有人间烟火气，读之令人心旷神怡，是散文中的上品。与周作人比较，鲁迅的散文则显得太直率，太直面人生，火药味也未免显得太浓，只能算散文中的中品或下品。有的研究者认为，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比鲁迅高明，鲁迅只知道“为人生”、“揭出病苦”，太“普罗”气，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才真正表现出更广泛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就翻译成就而论，有的研究者认为，周作人的翻译成就比鲁迅大得多。在谈到周、鲁的历史地位时，也有研究者认为，就总体而言，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要远比鲁迅高得多。　　第二，肆意美化，大肆炒作，而不许别人说出不同意见。比如“二周失和”，有的论著貌似公允，大讲“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实际上在字里行间却已经断案，那就是用所谓弗罗伊德的性心理学知识，暗示鲁迅对其弟媳羽太信子不无垂涎，结果周作人的“醋坛子”便被打破了。　　在谈到周作人为什么当汉奸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时，有的研究者不顾历史事实，曲意辩解，“有说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说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说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更可笑的是，有的研究者竟然说，周作人即使当汉奸后，依然是一个高尚的人道主义者，而且即使他不当汉奸，也会有别人去当。与其让别人当，还不如让周作人当了。显然，这些论点已有失学者的基本理性，是一种过分明显的汉奸理论，其学术上的意义与价值几乎可以不提。　　近十年来，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中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日本的“侵略有理”论以及与之相呼应“汉奸有理”论对中国学术界的渗透与影响。某些“学者”公然为汪精卫的卖国理论与卖国实践翻案，为汪记“曲线救国”论招魂。他们甚至提出要重估汪伪政权的历史功过，要彻底摆脱国共两党原来对汪伪政权的观点，声称“汪记南京政府”是重庆国民政府的补充，它代表了广大“灰色地带”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日本法西斯的利益。与此同时，一些歪曲历史，美化汪精卫、陈璧君、周作人、胡兰成等汉奸的文章也纷纷出笼。(22) 　　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背景极为复杂，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迹象是这些历史人物的亲属及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所在地政府或团体的介入，使历史人物研究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许多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成为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许多本不该翻案的问题也重新翻案，使问题越来越繁杂。方伯谦、严复等人的研究都存在这些问题。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后人和所在地的政府或团体希望对这些历史人物评价高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一些纪念性的讨论会多说好话，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科学研究毕竟是一种科学，如果历史学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事实，就只能沦为一种“史学广告”，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那确实是学术的堕落。　　至于某些研究者，由于知识背景和能力的限制，无法从宏观上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占有的实际地位，而是过多地介入感情，甚至可以说，许多研究者研究谁，就爱上谁，不仅自己不能从被研究者的身上疏离出来，而且有些过分武断者甚至不许别人对他的研究对象说一个不字。　　上述背景与原因还使90年代以来的近代历史人物研究出现一些过分翻案的倾向，使原本可以接受的结论变成不定的问题。如果说新时期的前十年的一些历史人物的翻案还带有拨乱反正的意义的话，那么最近十年的一些翻案文章，则更多地带有搅浑水的意味，带有黑格尔所说的“正反合”的意思。原来说是白的，他偏说成黑的。以否定之否定的研究方法，作为学术创新的捷径。凡此，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工作者所应该注意和克服的。